徐向前1935年拒绝随毛泽东北归：成了人生中难以释怀的遗憾

• 2026-10-15

1935年9月8日晚，毛泽东来到四川松潘一处，探访徐向前。就在红军完成艰难草地行军后，两支主力部队在战略走向上却出现了分歧。毛泽东此次并没有带来明确的命令，意在倾听徐向前的看法，也希望他能够与中央一起北上。这次谈话的重要性远超普通的交流。在几个月前的夹金山会师中，徐向前首次与毛泽东见面。此前，两人在不同的战场上早有名气，但始终没有交集。

中央对于徐向前的军事才能非常认可。在鄂豫皖地区反“围剿”时，他凭借灵活战术屡次反击敌军；红四方面军在川陕一带不断获胜。1935年6月，徐向前与中央红军在夹金山会合，随后他指派部队攻占了懋功，还为从远道而来的中央红军准备了草鞋和毛袜等物资。7月中旬，他和毛泽东在芦花相会，毛握住他的手说：“向前同志，你辛苦了。”不久，他便获颁一枚五星奖章，这对于长期在张国焘旗下并饱受猜忌的徐向前来说，是极大的鼓舞，他曾希望借此机会调往中央，摆脱复杂的人事环境。

然而，此次会师带来的喜悦很快被兵力不足和指挥权争议所冲淡。张国焘得知中央红军人数少后，态度逐渐转变，开始请求重新调整指挥机构，甚至要求增强自己的权力。尽管中央为了维系团结做出让步，但北上的方向始终未变。在毛儿盖会议上，中央决定向川陕甘展开发展，认为那里人口众多、物产丰饶，交通便利，有利于建立新的根据地。徐向前在参加讨论时赞成这一主张，因为他明白南下条件艰苦的小范围地区会给红军的补给和发展带来困难。

包座战斗正是在这一战略背景下打响的。1935年9月，徐向前率军攻克包座，打开了通往北方的通道，缴获了大量武器及粮食。战局显示，北上并非空谈，而是红军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然而此时，左路军却久久未能渡过草地。张国焘起初以缺粮和河水上涨为由拖延，随后明确要求右路军南下。徐向前与陈昌浩联名电报劝告张国焘尽快北上，却未见成效。

在9月8日的晚上，中央领导与徐向前、陈昌浩商议后决定再次发电请求张国焘。在这一天晚上，毛泽东询问徐向前有什么意见，徐向前面临艰难的选择：一方面是中央的北上方针，另一方面是他长期带领的红四方面军。他没有明确表示应跟随中央，而是说：“两军既然会合了，就不宜再分开。”这句话表达出他内心深处的顾虑，担心红四方面军会被拆散，或许因为分裂而引起冲突。他认为保护部队的完整性比个人选择更为重要。

就在当夜，中央决议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北上。次日，叶剑英离开右路军指挥部并带走军用地图。徐向前回忆起那时得知消息时的震惊，愣住了半个小时。他虽然没有跟随毛泽东北上，也没有对中央红军开火。前沿部队曾联系询问：“中央红军走了，要不要打？”陈昌浩当时难以做出决策，便向徐向前请教。徐向前回应：“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并进一步强调：“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能打。”这几句话有效避免了局势的失控。

徐向前并未执行张国焘南下命令中的强硬部分，却也没有立即离开红四方面军。他的选择充满矛盾：军事上遵循组织安排，政治上维护中央权威，同时感情上又难以割舍自己亲手创建的部队。随后，张国焘宣告另立“中央”，徐向前对此明确表示反对。1936年，红四方面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张国焘的分裂作法渐渐失去支持。西路军遭受重创后，徐向前经历重重磨难，于1937年6月成功抵达延安，再次见到毛泽东。

面对西路军的损失，徐向前感受到沉重的心理负担，他向毛泽东忏悔自己的责任，而毛泽东并没有追究那次北上的选择，只是说：“你回来就好。”多年之后，徐向前依然将1935年9月未随中央北上当作自己一生中最大的遗憾。这不仅是战场上的一次判断失误，更是在组织、部队与个人信仰交织中，留下难以弥补的历史印记。